新中国建立以来贵州通讯业的开展对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动深入而长远。不管你出世在哪一个时代，在贵州省通讯管理局二楼的通讯开展饱览室里，总会有个把小物件可以唤醒那些专归于你的时代回想。

  从战役时期需求破译暗码的电报机，到平和时代直通的“红机电话”；从BP机、“大哥大”，到现在的iphone6你所能想到的全部通讯设备，这小小的饱览室里都能找到。而这些藏品中，有80%都是由贵州通讯管理局局长李德明个人捐献。

  20世纪80时代末，也便是李德明刚参加作业的那几年，他地点的单位名叫贵州省微波总站，归于邮电体系的分支单位。据李德明介绍，尽管其时是在邮电体系里作业，可是想打一个电话仍然不容易。

  “那时分想打个电话，只能等下班后跑去邮电大楼营业厅排长队，然后到电话隔挑拨打远程。”李德明回想道，尽管那时分打电话收费很贵，但由于电话不遍及，每天来邮电局打远程的人仍然川流不息。特别是为了享用夜间半价的优惠，零点今后打远程的人有时会更多。

  “由于清晨12点今后，打电话的价格会比白日的时分廉价一半。就跟现在的闲时流量包差不多吧！”

  李德明回想，那时分排队打电话还触及对方的条件，因而一般人们有什么急事，都会挑选“拍电报”。李德明的哥哥其时在部队上从戎，素日里都是经过函件和家人交游。但假如遇到家中有什么急事需求奉告哥哥，他就会去邮电大楼为哥哥拍一张电报。

  “假如是母亲患病了，想要哥哥回家探望，我就会拍母，患病三个字曩昔，哥哥看到后自然会懂。”李德明告知记者，那时分拍电报一个字收费3分钱。“尽管现已开端作业了，但一个字3分钱也不是个小数目。”因而李德明总是在拍电报前重复揣摩，怎么才能用最少的字，把工作说清楚。打好草稿后，拿去邮电大楼拍电报的窗口，热心又老到的作业人员也会帮助删减剩余的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