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闻一多
“一二·一”运动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区军民的胜利反击。就在昆明中等以上学校正式复课的同一天，苏、美、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会议上发表关于中国问题的协议，宣称：“必须在国民政府之下建立一个团结而民主的中国，必须由民主分子广泛参加国民政府的所有一切部门，而且必须停止内争。”1946年1月10日，在国共双方签订停战协议的当天，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参会者政治倾向各不相同，基本上形成左、中、右三种政治势力。以中国为代表的革命力量，力争建立一个民主联合政府；民主同盟绝大多数都是中间势力，主张通过和平改良方法建立议会制民主的国家；及其附庸，顽固坚持。三种政治势力在建立什么样的国家问题上存在分歧，在会上展开尖锐复杂的斗争。同以民盟为代表的中间派，在反对、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民主这些基本问题上，有着许多共同点。政协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问题。12日，周恩来在大会上作《关于国共会谈的经验教训》报告，提出具体意见：要互相承认，不要敌视；要互相商量，不要独断；要互相让步，不要独霸；要互相竞赛，不要抵消。强调这都是9年来在国共双方商谈中得出的痛苦经验和教训，诚恳希望在这次政治协商会议上能够避免。
1946年2月12日，梅贻琦在昆明约见农研所戴芳澜等6位教授和叶企孙，商讨复员北平后筹备农学院的事项。戴芳澜坚决拒绝担任农学院院长，最后确定院长由汤佩松担任。同月，掀起反苏逆流。22日，特务在重庆、成都等城市．制造反苏。24日，昆明教授查良钊．燕树棠等发起反苏宣言的签名，参加的有110人。除员外，不少是有爱国主义思想而受蒙蔽的人。对反苏宣言，联大《剪贴社》40余人公开发表相关声明，指出它是“助纣为虐”；《现代社》公开揭露它是“为虎作伥”，“受人利用”；《中国周报》、《匕首文艺丛刊》、《生活壁报》等都发表驳斥反苏文章。《学生报》发表张奚若讲话，揭露东北问题是制造的烟幕，苏联没有撤兵，是应国民政府的请求。参加签名的教授向达等公开声明不同意《反苏宣言》，要把他们的名字从110人中撤销。同月，梅贻琦在日记中记录了朱家骅与他的会谈：“对于张、闻、潘等之举动谓殊于清华不利，实善意之警告也。”其中所指三人，即张奚若、闻一多、潘光旦；还有一人未点名是吴晗。梅贻琦对张奚若的政治立场颇不认同，但不干预其，其在日记中说：“于《学生报》见奚若谈话一段，其主观实太强，而于批评同人之处，尤为欠妥。其肝气近来似更盛矣。”他深知在知识分子身上，既有崇高的爱国心，又有强烈追求学问的愿望。
3月14日，重庆《新华日报》社论号召“一切民主力量对保持法西斯统治的企图，给以严重的打击”。17日，昆明学联为“一二一”运动四烈士出殡。出殡的行列，以“四烈士殡仪”大横幅为先导，撞击着自由钟开路，钟声哀沉愤怒，震荡全城。送葬群众3万多人，走在最前面的是殡仪主席团、学联代表、教授，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地方知名人士和工、农、兵、学、商、宗教、各族各界人士，接着是全市44所大中学校学生（其中全体或绝大多数学生参加的共41所，部分学生参加的3所）、教师。按潘琰、李鲁连、于再、张华昌四烈士的前后顺序，每一灵柩前各有十多所学校的师生，高举校旗和标语门旗送葬。每一灵柩前都抬有烈士画像亭。学生军乐队和僧、道、尼姑等分别吹奏响器。同学们唱着挽歌：“天在哭，地在号，风唱着摧心的悲歌，英勇的烈士啊，你们被谁陷害了？你们被谁残杀了？那是中国的法西斯， 那是中国的反动者。让我们踏着你们的血迹，誓把那反动的势力消灭。队伍举着无数的挽联，沿途散发着无数的宣传品。闻一多高举大旗，带头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怒发冲冠，时人形容为一头“怒狮”。在安葬仪式上，闻一多发表演讲，吼道：“我们要惩凶，凶手们跑到天涯，我们追到天涯；这一代追不了，下一代继续追。血的债是要用血来偿的！”
4月16日晨，在西南联大的操场上，学生们集合编队，乘坐“联大复员专车”，这是比较早离开昆明的一批，戴芳澜夫妇也在车上，他们依依不舍地告别大普吉，贴身携带着在昆明期闻的全部研究资料。戴芳澜坐在车上，看着窗外春意盎然，也许正憧憬着中国真菌学的春天早日到来。专车离开昆明以后经沾益，进入贵州盘县、安顺而到贵阳，再由贵阳经贵定、镇远而进入湖南玉屏，再经过芷江、邵阳、湘乡而到长沙。全程历时两周。当时复员车辆很多，遇江河渡口必需排队，队又很长很影响行程。到邵阳前渡口处，汽车排队待渡，联大学生向管渡口的官员说，我们是“联大复员专车”，居然得到优待，优先过渡。到长沙后全车联谊，然后分道扬镳。戴芳澜夫妇乘船去上海，在四弟家暂住。
5月4日，梅贻琦在昆明宣布西南联大结束。除所属的师范学院仍留昆明继续办学外，其他文法理工学院师生一并北上，恢复原来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的建制。8年间,该校招收的8000余名学生中，走出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3位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6位两弹一星元勋，以及80位中国科学院院士、12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在校址上，师生共同树立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成为中国教育史和革命史上的一块丰碑。西南联大纪念碑碑座为圆拱形，高约5米，宽约2.7米，碑身嵌在其中，享有“三绝碑”的美誉。碑后刻录834位联大参军同学的名字。如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均已在校园里树起西南联大纪念碑。四座西南联大纪念碑共同见证历史，共同传承“刚毅坚卓”的西南联大精神。同月，闻一多撰写《一二·一运动始末记》。李公朴先生由重庆回到昆明，特务机关对他和民盟组织进行造谣中伤。署名为“中国民主自由大同盟”的特务组织造谣，“李公朴奉之命，携带巨款来昆明密谋暴动”，“云南民盟支部组织暗杀公司，董事长闻一多”。
云飞：该碑由冯友兰撰文、闻一多篆额，罗庸书丹。碑文酣畅淋漓，碑额古朴典雅，书法流畅遒劲，三者珠联璧合，因此被誉为“三绝碑”。“绝碑”之称古已有之。据《旧唐书》记载，由李华撰文、李阳冰篆额、颜真卿书丹的《鲁山令元德秀墓碑》，因碑主和三位作者皆系当时的名人名家，此碑被称为“四绝碑”。绝字在此处是独一无二的意思。字义要放在词句中解释，文章要放在历史背景中理解。
6月初，特务组织又造谣说，民盟“勾结地方势力想夺取政权”。昆明市警察局印制的夏令卫生标语中竟有“扑灭李公朴的传染病”的标语。同时，军警在全市进行大搜查，进一步制造恐怖气氛，就连滇军将领的住宅也不能幸免。6月25日下午，蒋介石在官邸会见梅贻琦和朱家骅。蒋问：“复校计划何如？”梅答：“暂定双十节开学。”蒋又问：“下（学）年校中办法如何？”梅答：“仍当注重学术研究风气之恢复，倘使教授们生活得安定，研究设备得充实，则研究工作定更有进展。”梅贻琦借此良机，直接向最高领导人淡化清华教授的作用，减轻蒋的疑虑，他说：“清华教授中近有少数言论行动实有不当，但多数同人深不以为然，将来由同人自相规劝纠正，谅不致有多大（不好）影响。”解决办法是学术自由、大学自主，潜台词是反对政治干预，“此数人以往在学术上颇有成绩，最近之举动当系一时之冲动，故极希望能于（同人）规劝之中使其自行觉悟，则其后来结果必更好。”梅贻琦没有在蒋介石面前点出清华教授们名字，但双方都心知肚明，当时三四位清华教授鲜明的、反立场众所周知。4个多月前，朱与他会谈时已经挑明了，蒋不可能不知道。
同月，民盟连续举行三次招待会向各界说明立场和态度：“民盟只以和平方式争取民主，并非暴力革命的团体。暗杀暴动不是我们所作的事，而是我们所反对的事。”李公朴在会上大声疾呼：“内战万万打不得，大家反内战的声音应该喊得更大些……”闻一多说，我们过去那种严守中立的超然态度是自欺欺人，再不能做袖手旁观或装聋作哑的消极中立者，要站出来“明是非，辨真伪，要以民主为准绳”，要和平，要民主，反对内战。真正的力量是人民，民主同盟永远深信人民的力量，把希望寄托在人民身上。会后，民盟在昆明开展了呼吁和平的“万人签名运动”。一时昆明全城群情激昂，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争取和平民主的群众运动。蒋介石看到请愿信后大发雷霆：“蓄意叛乱，民盟甘心从乱，际此紧急时期，对于该等奸党分子，于必要时得以处置。”云南警务司令部收到密电：“武官在团以上，文官在县长以上，对及民盟分子可以密报、密捕、密决。”虽然李公朴对于特务必欲加害的阴谋早有耳闻，却没有被吓倒，做好了随时为和平民主事业而献身的思想准备。他说：“我两只脚跨出门，就不准备再跨回来！”
7月11日上午，西南联大复员北上的最后一批同学离开昆明。李公朴夫妇于当晚9点左右乘公共汽车返回北门街寓所，下车经过学院坡时，李公朴突然遭到特务袭击，伤势严重，抢救无效，于次日凌晨在云大医院逝世。随后一天夜里，有进步青年半夜冒险报信，说云南警务司令部按南京密电准备暗杀4人，抓捕10余人，而暗杀名单上第一位是李公朴，第二位就是闻一多。为安全起见，家人好友均劝闻一多不要出席接下来的李公朴追悼会，闻一多不从，最后达成协议：只出席，不发言。15日，闻一多出现在李公朴追悼会上，并昂然走上讲台。当天下午，闻一多等云南民盟领导人在府甬道14号民主周刊社举行记者招待会，报告并答复记者提出的有关李公朴被暗杀的情况。散会后，闻一多在其长子闻立鹤陪同下返家。当他们步行到宿舍门口时，突然遭到特务的狙击，闻一多当场牺牲，闻立鹤亦中弹多处，被打断了一条腿。闻一多遇害时年仅47岁。
反动派杀害李、闻，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7月17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向出席政协的代表团提出强烈抗议，指出政府“纵容、指使特务机关，在大后方暗杀和平民主领袖。如此野蛮、卑鄙手段，虽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犹不敢肆意为之”。要求政府立即采取惩凶、安葬死者、取消特务机关等7项措施。20日，梁漱溟、沈钧儒等民盟政协代表发出致抗议书，严正指出：“查此两案其为政治性暗杀，毫无疑问……则是直以恐怖手段对付在野党派，实可骇异！”郭沫若、茅盾等13位文化界知名人士致电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请求联合国立即派遣一个调查团”前来做出详细的调查。昆明学联、上海学联、中华文艺总会等组织相继发表声明，愤怒抗议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的教授，也对李、闻被暗杀事件提出严重抗议。
7月13日和17日，、朱德分别致电李、闻家属，对李、闻被特务暗杀表示沉痛哀悼，指出李公朴“尽瘁救国事业与进步文化事业，威武不屈，富贵不淫，今为和平民主而遭反动派毒手，实为全国人民之损失，亦为先生不朽之光荣”，闻一多“为民主而奋斗，不屈不挠，可敬可佩。今遭奸人毒手，全国志士必将继承先生遗志，再接再厉，务使民主事业克底于成”。
7月26日，延安各界1万余人举行反内战、反特务大会，沉痛追悼李公朴、闻一多。朱德出席了大会，并在会上发表讲话，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决反对法西斯的内战政策和特务政策。最后，大会通过了《延安各界反内战、反特务大会宣言》。苏皖解放区清江市等地各界人士和人民群众也举行了李、闻追悼会。
7月28日，重庆各界隆重举行李公朴、闻一多追悼大会。参会者达6000余人，大会收到各界送来的函电、挽联、花圈共1200余件。10月4日，上海举行李、闻追悼大会，各界人士5000余人出席，郭沫若等在大会上发表演说。代表周恩来宣读悼词，悼词说：“我谨以最虔诚的信念向殉道者默誓：心不死，志不绝，和平可期，民生有望，杀人者终必覆灭！”
李闻惨案，使统治区许多从事和平的人士进一步提升了认识。茅盾曾在《对死者的安慰和纪念》一文中指出：“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以身殉民主，这告诉了反民主分子：暴力不能摧毁人民之要求。也告诉：不流血而实现民主，在中国是一种幻想！”李公朴、闻一多为民主斗争而英勇牺牲，说明了中国民主主义分子从血的教训中已进一步革命化。
在云南省档案馆保存的一份1947年3月1日由署名白衣撰写，曾载于1947年7月22日《新华日报》上的题为《闻一多教授被害之前最后一次演讲》的档案，详细叙述其经过和内容：
他压抑着悲愤，用镇定的口吻开始说:“这几天来，大家晓得，在昆明出现了历史上最卑劣，最的事情。”
接着是强大的声音：“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该遭这样的毒手？他不过是用笔写文章，用嘴说说话。他所说的、所写的，也无非是善良的中国人民心里想说出来的。大家都有笔有嘴，大家都说啊，都写啊！为什么用枪来打大家？用暴力来摧残大家？”
爆炸出更强烈的声音，闻教授挺起了胸膛无畏地喊：“在这里，有特务没有？你们站出来，你是个好汉的话，有理由，站出来讲！可是，只配做卑鄙的事情的特务，却不敢正大光明的站出来讲理。打了人，杀了人，还要污蔑人，说李先生是土神（流氓），是，哼！！！”“李先生的死，是某一个人的，正是李先生的光荣。”
接着，他降低了声调，慢沉地叙述着：”李先生曾在昆明长时期的领导，结果是还回到昆明来贡献出他的生命。这是李先生的光荣，也就是云南人的光荣！云南省有着光荣的历史，远的，如护国运动不说，近的是“一二·一”四烈士和李先生的死。”他很崇敬的，头望着上面说:“在一二·一，新的战士贡献出了生命。在最近，像我这么大年纪（他摸摸他的胡须）的老战士——李先生也贡献出了宝贵生命，现在连我们这么大的人也流血了，这是我们大家的光荣。”
他再也忍受不了，他沉痛地呼喊：“为什么大家都是人，你的心为什么偏偏这种想法？”他的眼里满是愤恨：“这是末日来了，他们怕，所以他要造成恐怖。其实这正是他们的恐怖、害怕。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疯狂行为，主要是因为法西斯强盗恐惧人民力量的强大。”
他鞭挞着那些卑鄙龌龊的灵魂：“特务！你们想想，你们身边还有几个人？你们这样的做法，以为别人可以不存在，可是，别人却还是存在，因为真理永远是存在的。”
他更一次坚定的说：“反动派的，正是李先生的光荣！”对于时局，他是抱着相当乐观的态度的。他说：“一二·一四烈士的死，换来了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现在，反动派否认它。这次，李先生的死，应该是促进政治协商会议的再开会，我们想，这是办得到的，并且我们肯定要办到！”
“反动派在那里用各种诡计挑拨我们。告诉他们，这没有用的，联大搬走了，各学校放假了，今天，来开会的就有几千，我们的力量还是这么强大！”
最后，他无畏地说：“每一个人都会像李先生一样的，跨出了门，就不再跨回来！”
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对闻一多先生给予高度评价：“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云飞：哈哈，也许是考虑到中学生的年纪还小吧。读原著是对的，并不是说原著是对的。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客观冷静理性辨证地读原著，这是闻一多的治学方法。他研究古代文学，从不局限于具体的作品，而是将它们摆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从宏观上去认识。因此，他不仅运用前人的考据方法，也运用近代的社会学等方法。比如研究《诗经》，便在考据的同时也采用民俗学的方法。为了正确理解《诗经》所反映时代的人民生活及思想感情，在依据古代文献资料的同时，他也十分注意寻找真实的生活中与《诗经》时代文化状态略同的相关材料来加以印证。在步行入滇途中，他就曾十分关切沿途的民间风俗和文化。当时司家营田间的男女对歌，也正可以印证《诗经》等古代作品中男女对唱传情这一原始习俗。学生喜欢上他的课，他在学生中的影响力很大。
云飞：美国方面对闻一多遇刺案的重视，也许是蒋介石最终破案惩凶的主要压力。闻一多被害的当晚，应民盟的要求，美国驻昆明领事馆领事亲自驾车把部分民盟教授接进领事馆加以保护。李公朴遇刺，似未引起要人的重视。蒋介石7月14日重上庐山，日记中未有对李公朴遇刺事件的记载。15日，闻一多遇难当晚，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即给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发去急电。16日，卢汉致电蒋介石，报告了闻一多遇刺一事。17日，蒋介石在日记写道，“昆明连出暗杀案二起，先李公朴次及闻一多，皆为共党外围之民主同盟中党酋”，但他对死者并不同情，他关心的是“应格外的注意，彻究其凶手，以免作污陷之宣传”。对于因安全考虑，避入美国驻昆明领馆的民盟教授，蒋介石表达了愤怒与不屑：“最可耻者，以此案出后在昆之民主同盟酋首八人皆逃至美国领事馆求其保护，此等知识分子而且皆为大学有名之教授，其求生辱国寡廉鲜耻，平时其自夸所谓不怕死者，而其怕死至此，书生学者，毫无骨格，乃如此也，可痛。”18日，朱家骅急电蒋介石，称“昆明联大教授闻一多被害，教育界人士殊感焦灼，司徒雷登亦有此种暗示，职极密切关注注意，并已派钟道赞督学、冯友兰教授赴昆调查，谨先电陈”。在庐山会谈中，马歇尔、司徒雷登也多次与蒋介石商谈昆明事件，要求蒋介石查案惩凶，保证知识分子的安全。其后，美国的社会舆论对国民政府也批评甚多，美国总统杜鲁门专门致信蒋介石，认为昆明事件将影响两国关系，同时美国暂停了对华军售等，都给蒋介石极大压力，使其调动数名大员，整个8月都在极力关注闻一多案件的进展和处理，使闻案成为民国时期众多暗杀案中唯一被最高层始终关注并破案惩凶的个案，而李公朴案则成为悬案，不了了之。还记得杨杏佛吗？
云飞：杨杏佛和闻一多同为庚款留美学生，系出同门。有史料记载，蒋介石得知杀害闻一多的主谋是云南省警备司令，大骂其为疯子。也许他不知道渣滓洞外院墙上写着“长官看不到、想不到、听不到、做不到的，我们要替长官看到、想到、听到、做到”。独裁者看似尽在掌握，然而替他看到、想到、听到、做到的属下，投其所好，失控的系统性风险与日俱增。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暗杀是奉命还是奉迎已不重要。这些惨案虽然不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却引发了国内知识分子对现政权的反感和疏离，蒋介石和在知识阶层大失人心，从而加速了国民政府的孤立与失败。
在西南联大旧址的小山坡上，有序安放着西南联大纪念碑和“一二·一”运动4烈士墓陵区。“一二·一”运动四烈士墓陵区坐北朝南，占地216平方米，从右至左安葬着在“一二·一”运动中牺牲的于再、潘琰、李鲁连、张华昌四位烈士。四烈士墓前是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著名诗人、知名学者、民主斗士闻一多先生衣冠冢。
烈士墓入口台阶中间的石台上雕刻着一柄石剑，象征着烈士们勇敢战斗的精神。烈士墓后方正中间是一组浮雕石屏。整个石屏表现了无数热血青年呼唤光明的情形，其基座上镌刻着五首悼诗。
在四烈士墓后方，是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杰出的社会教育家、民主斗士李公朴先生衣冠冢，因“李闻事件”的特殊历史关系，后从昆明西山迁移至西南联大旧址内。
整个陵园在苍松翠柏中，庄严肃穆。陵园正前方两侧矗立着两根高3.3米的石雕火炬柱，两团熊熊燃烧的火焰象征“一二·一”运动精神代代相传。基座上镌刻着闻一多撰写的《“一二·一”运动始末记》，这是记载“一二·一”运动的不朽文献。
戴芳澜夫妇于7月回到清华园，回到新南院51号。日军在侵占清华园的8年中，清华大学优良的教学设施、丰富的藏书、优美的建筑等都遭到严重破坏。更有甚者，新南院竟成了日军随军妓馆。这里也曾是闻一多的家，只是他再也没有回来。复员后，经校方的不懈努力，校园面积和建筑逐步增加，接收了原日伪土木专科学校校舍及附近土地，用作农学院的校舍。清华的教师住宅，原只有西院、北院和南院。1934年，在南院又修建住宅区，叫做新南院。1937年又在新南院之南建住宅区，叫做新新南院。从昆明回来需要扩充住宅又在新新南院之西修建住宅区，叫做新新新南院。后来看这种名字实在不行了，才重新统一命名：把旧南院和新南院改名照澜院及新林院。另两个住宅区定名为普吉院和胜因院，以纪念在昆明时清华特种研究所所在地普吉村，及西南联大借用过的胜因寺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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